今年是建党90周年，也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组建76周年。虽然那些血与火的岁月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总让我们回想起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时刻缅怀为党的事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先烈们。
   　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多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六军先后离开原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途经商洛期间积极创建苏维埃政权，大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为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商洛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出发前两次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3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对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部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共2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戴季英。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踏上长征的征途，于12月8日从卢氏经洛南县铁锁关进入商洛境内。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今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明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口号。正在召开会议的时候，一路尾追而来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向庾家河街发起进攻，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立即组织部队实施反击，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迫使敌第六十师狼狈撤出战场退回河南。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困境，胜利完成第一次战略转移。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区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2月19日，红二十五军主力由蔡川出发，经庵底出老君峪，溯丹江而上，20日过丹江南下竹林关，经山阳县漫川关到达湖北省郧西，然后北返沿秦岭东进，绕过商州城再返洛南，以大回旋的行动，扫除民团武装和地方反动政权，熟悉鄂豫陕边的地理民情，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劣绅，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给穷苦农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935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1月31日攻克柞水县城，之后经过蓝田、郧西、宁陕、佛坪、洋县等地迂回作战，歼灭大量国民党武装力量。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标志着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苏区人口约50万人，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会议之后，红军再次东进，4月18日攻占洛南县城。6月初，在商县夜村、商洛镇毙伤敌一一零师、一二九师团长以下官兵200余人；6月14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170余人；6月16日，袭占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6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采用调动敌军、先拖后打战术远程奔袭豫陕边重镇荆紫关后，回头于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7月2日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取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经过七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三个特委，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镇安、五星、山阳县苏维埃政府或筹备处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基本形成边区(地区级)、县、区、乡、村五级红色政权体系。7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后，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红二十五军以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被载入史册。
   　组建红七十四师并发展壮大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是在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内，以根据地游击武装为主体，孕育成长的一支英雄部队。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游击武装迅猛发展。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十分重视组建地方武装。入陕不久，军部就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带领第二分队30多人到豫陕边组建抗捐军，接着又派红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300多人到鄂陕边组建游击师，抗捐军失败后，又派红二二三团副营长方升普带部分人员到豫陕边组建游击师，把在鄂豫皖苏区大办游击师的经验推广到鄂豫陕苏区，动员贫苦农民拿起枪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大刀会组织，使地方武装得到长足发展。
  　 1934年底，鄂豫陕省委在山阳县九甲湾街组建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师长，积极宣传“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发动群众摧毁保甲组织，消灭反动民团，团结改造“大刀会”等农民自卫组织。1935年2月11日，在柞水县红岩寺街成立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2月18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成立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政治部主任夏云廷；2月10日，在镇安米粮川成立鄂陕第五路游击师，师长毛仪彬；2月中旬，在镇安县西沟河成立鄂陕第七路游击师，师长阮仕春，政委张祖祥，副师长毛全秀；1月16日，在山阳县九甲湾成立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政委李洪章，副师长朱国发。1935年2月，成立鄂陕游击司令部，陈先瑞任司令，鄂陕特委书记郭述申、戴季英、郑位三先后任政委，人数达2800多人。
   　为加强根据地东部地区工作，1935年4月下旬，鄂豫陕省委抽调红二二五团三营营长方升普到豫陕边组建游击师，扩大根据地。5月11日，在今丹凤县庾家河街成立豫陕游击师，方升普任师长，曾焜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支地方武装虽然组建较迟，但由于是以红军的一个正规连为基础组建成的，干部战士素质较好，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成立后即开展了对敌斗争。6月下旬，部队在斗争中扩大到500多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大队，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胜利成果。
   　红七十四师成长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主要力量。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离开根据地前，曾给留在根据地的两个特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在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但因信件落入敌手，两个特委不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去向，仍在各自区域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围剿”斗争。
8月底，鄂陕特委得知省委已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便在宁陕县上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游击司令部返回商洛，寻找豫陕特委共商对敌斗争大计。9月初，鄂陕特委与豫陕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会合，9月9日，两特委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将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10月6日，豫陕游击师各大队、鄂陕游击师等集中于商南县碾子坪，正式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全师约700人，其中红二十五军派到地方人员300多名，下辖两个战斗营，一个手枪团。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陕南后，根据地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西安绥靖公署调集第六十七军、四十军、九十五师、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20余团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企图将根据地摧毁。同时，郧西、旬阳与镇安边界地区劣绅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按照梁家坟会议确定的方针，在1935年10月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15个月时间里，在鄂豫陕根据地广大区域内同敌人周旋作战，不断取得胜利。
   　1935年10月中旬，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由商南县碾子坪出发，经山阳、镇安、柞水到宁陕县关口镇，又折返南下经旬阳以北去鄂陕边活动；11月中旬，经郧西县二天门向宁陕、佛坪一带挺进，12月初抵达镇安县青铜关，利用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一举歼敌一个营，军心大振，继又折北向西，攻克宁陕县城，开仓济民；1936年1月初，红七十四师继续西进抵达城固、洋县附近，突又挥师东进，沿途消灭荆紫关、西坪、官坡、兰草、三要司、峦庄、庾家河等处反动民团500余名；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由豫陕边西进，从佛坪北出秦岭，在户县境内横扫保安团队，在洋县华阳、留坝县西江口歼灭民团1500余名，在凤县双石铺、黄牛铺消灭保安团400余名，迫使敌汉中至宝鸡的公路交通中断半个月；4月上旬，又挥师东进再返豫陕边，沿途打垮商洛之黑山街、龙驹寨、庾家河、峦庄，卢氏之官坡、兰草等地民团；4月中旬，特委率部队沿豫陕边南下，在西峡、西坪、富水关和荆紫关等地消灭保安团300余人；4月下旬，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由商南县梁家坟西进，在山阳县漫川关消灭民团100余人；5月中旬，西安绥靖公署对红七十四师发动第三次“围攻”，特委根据以往反“围剿”经验及根据地人力、物力情况，将部队分编为第一、五、六3个团分散游击，9月底又在宁陕县集中进行修整；11月中旬进至豫陕边，在富水关战斗中毙伤敌人近百名；12月初由豫陕交界西进洛南，歼灭峪口、石家坡民团到达华山脚下，并派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举行了闻名的红军闹华山活动。一年多时间里，在失去上级领导、敌军四面包围清剿的艰苦条件下，红七十四师发扬英勇顽强精神，同敌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打破敌人多次围攻，歼灭敌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余人，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坚持。
  　 红七十四师积极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商洛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和西安东南的重要门户，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战略部署中位置至关重要。1936年12月中旬，党中央调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12月24日，鄂豫陕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改编，成立了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任主席，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军长陈先瑞，全军共1700余人。1937年1月22日，抗日南路军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城胜利会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两支红军在驻防商县期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对外恢复红七十四师番号，移防到镇安、柞水、宁陕三县。
   　在镇柞驻防时，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与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镇安县县长何两之真诚合作，2月20日在柞水县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柞水各区成立了抗日救国分会；镇安县除召开各界人士联席会议和千人大会，号召民众投入抗日救国大业外，还积极筹粮筹款，保证了红七十四师在城内驻防部队的供给，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全面开展。
   　1937年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撤出根据地到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6月，特委书记郑位三奉命调回党中央，鄂豫陕特委停止工作；8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
   　商洛人民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在商洛期间，商洛人民帮红军、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商洛人民踊跃参加红军，许多地方出现父送子、妻送夫、父子一同参军的感人场面。红二十五军入陕时只有2500多人，虽经战争减员，但到1935年7月底离开根据地前已发展到4000人，增加了60%。红七十四师是在根据地游击师基础上改编的，组建时700人，经过收容红军伤员、收集未归队的游击队、吸引青年参军，特别是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后，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大批爱国志士参军，到离开根据地前已达到2100余人。由于根据地的建立，使红军由2500余人发展到6100人，增长近一倍半，加上战争减员，根据地内扩红约5000人。
   　积极参加地方军事组织。鄂陕游击师、豫陕游击大队主要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则更是“青一色”的当地农民武装组织。这些地方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一些大的战斗外，分散活动于各地，让敌防不胜防，使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真正成为广泛的人民战争。
   　精心掩护红军伤病人员。在进行战略转移的艰苦条件下，红军的后勤工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群众来承担。庾家河战斗后，不少红军伤员分散在庾家河周围各村的农民家中养伤，为使伤员早日痊愈归队，乡村医生杨春荣、罗锦文等日夜四处奔波寻找合适的药物，使伤员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治疗。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后，农民的家庭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医院的“护理员”，“红军干妈”丛大娘一个人就护理了4名伤员。各地群众主动给红军送菜，许多妇女还主动给红军洗浆、缝补衣服、赶做军鞋，对夺取战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用生命和鲜血支持了红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敌人“清乡”中，被害者有的父子同时被杀，有的兄弟同时被杀，甚至有的全家老少被杀绝；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刀铡，有的被肢解，有的被剥皮、沸煮而亡。柞水县红岩寺区共有119人被杀，227人被捕押，372人被迫逃亡他乡；镇安县白塔区苏维埃政府的3名主席、副主席被杀；店垭子的干部、群众20多名被杀，8名被判刑监禁，320多间房屋被烧毁；商南县刘家花屋区的28名干部和群众被杀，14户农民被抄家；丹凤县梨园岔区苏维埃的赤卫队长、副队长等人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被剁了三截；山阳县袁家沟口被敌人视为“红军窝子”，损失最为惨重，干部被杀，房屋被烧，庄稼被匪兵喂了军马，红军和游击师家属四处逃亡，残酷景象令人目不忍睹。
   　7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一幕幕场景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时时激起我们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怀念。今天，我们回顾党在商洛的奋斗历程，就是要牢记党的光荣历史，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大力弘扬老区精神，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就是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推进商洛经济社会率先突破发展；就是要不断总结和借鉴党史中蕴含的丰富执政经验，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科学发展、富民强市的理想变为现实，商洛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