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大体意思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先后列了三种，而“言必信，行必果”恰恰就是“抑亦可以为次矣”的第三等。

　　一般情况下，人当然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它作为一个概念，用来形容人讲信用、有担当，值得大力提倡。然而从文中看，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这种境界并不很高，仅仅是“硁硁然小人”之属。可见孔子并不提倡“必信”、“必果”的极端做法，他提倡的是“言而有信、行而有果”，如果说过的话符合仁义，不去做便违背道义，显然要言出必行。但是，正如我们一旦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就要改正那样，当“信”、“果”与“义”产生抵牾时，就要勇于改过，就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不仅不违背诚信原则，而恰恰是更高层次的诚实无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可见，孔子、孟子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孔、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把“义”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并不赞同简单的“言必信，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