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公元前686年，齐国公子小白即位，即齐桓公。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君臣同心，“作内政而寄军令”，整顿内政，起用人才，齐国逐渐成为春秋大国。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去了代表。在葵丘之会上，与会的各诸侯国制定了需要共同遵守的盟约，并由齐桓公代为宣读，包括“尊贤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等等。各诸侯国一起宣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齐桓公通过和平盟约的方式，解决了当时的纷争与战乱。

齐桓公曾“九合诸侯”，葵丘之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通过葵丘之会，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然而此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临终时的劝告，任用了易牙、竖刁等人，结果导致小人专权，齐国也由盛转衰。

齐国的盛与衰，给后人留下无尽启示。到了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在《东莱博议》中，就《左传》中关于葵丘会盟的记载进行分析、议论，指出其中所包蕴的盛衰之理、治乱之道，形成《葵丘之会》篇。“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即出自于此。

在吕祖谦看来，齐国的盛与衰，围绕一个“期”字展开。“期”，即期望、预期、期许。对于齐桓公而言，“期”即成就霸业之志。正是有了这个期望，齐桓公“夙兴夜寐，淬厉奋发”，才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而，葵丘之会后，齐桓公“悉偿所愿”，“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动力，从此齐国一步步走向衰败。

对此，吕祖谦感慨：“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意即天下各种力量此消彼长，不强盛就会走向衰落；治理国家若不寻求发展进步，社会则将面临倒退。

吕祖谦所处的南宋时期，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偏于一隅的宋廷，不仅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的威胁，而且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宋代士大夫有着格外深沉的忧患意识，特别关注国家发展、关注社会治理、关注百姓疾苦。“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既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述，更是吕祖谦在时代之忧、历史之思下的深刻体悟与呼喊。千百年来，这一道理被不断证明。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两国陆军一战于朝鲜，二战于辽东，三战于威海，海军在黄海也展开决战。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落得一个丧权辱国的结局。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永志难忘的一段血泪史、羞辱史。战争惨败令人心碎，但其中所暴露出的清王朝制度腐朽没落、社会民心涣散、军队战力低下、统治四分五裂，也发人深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错失历史机遇，逐渐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谷底，但同时也是转折的节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败的强烈刺痛，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历史的主旋律，无数志士仁人在屈辱中奋起抗争，在苦难中不懈探索，走上了救亡图存之路。

1921年，一叶红船承载民族的希望起航。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大势中成长壮大，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中建立新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推进改革开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前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到此时，越要牢记“不盛则衰、不进则退”的道理，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党的二十大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新征程上，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积极跟随时代脚步，主动谋求发展进步，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中主动担当作为，方能行稳致远，履险若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