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可立（1556—1626），字三立，陕西商州人，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历任山海关兵部主事、山西省左布政等职务。

山海关是明代军事要塞，邵可立镇守期间，主持修复“天下第一关”城楼，使城防得以加固。他因镇守有功，不但官升山西担任布政使，他的雕像也与戚继光、袁崇焕、顾炎武一道，被镶嵌在山海关城墙上，教化后人，声名远播。

邵可立在担任布政使时，长期掌管大量的钱粮，却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牟取私利。他穿着简单、生活简朴。山西境内几个县每到春末夏初，干旱无雨缺水，甚至闹蝗灾，导致颗粒无收。省府每年都要划拨三、四十万两白银用来赈灾。这便给一些地方官吏从中渔利的机会，他们层层盘剥，最后用来救灾的银两却不到二、三成。邵可立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安排那些为官清廉、忠诚老实、口碑较好的官员购置好救灾物资，直接送到救灾一线，发放到灾民的手中。这样一来，省府每年用于赈灾的银两由原来的三、四十万两减至十四、五万两。仅此一项，便节省纹银二、三十万两。

明朝时官吏间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一些小官根基很深，仗着靠山为非作歹。有一天，邵可立看见一名小吏从库房出来，头巾上竟然裹着一枚铜钱。邵可立问他钱从何来，没想到这名小吏竟直接说是从府库中拿的。邵可立怒斥道：“既是库中钱，怎么能据为己有？来人，给我杖责！”谁知这名小吏不但毫无惧色，还仗着自己是按察使的亲戚，嚣张地说：“一文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打我两杖就行了，还能杀了我不成？”按当时的律法，这确实没法治他死罪。邵可立愤怒异常，决定杀一儆百，“一日一钱，一年几百，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光天化日之下，岂有仓鼠容身！”随即判处小吏死刑。邵可立因此得罪了按察使，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想法就此转变。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独揽朝政、鱼肉百姓，导致民怨甚大，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邵可立不畏权势，廉直刚断，联合朝野上下有良知的大臣，向天启皇帝朱由校上书，弹劾位极人臣的“九千岁”魏忠贤，在他的奏折中，列举了魏忠贤的种种恶行，其中不乏有招兵买马、企图谋权篡位的大罪。但魏忠贤早已经将皇帝蒙蔽，他略施手段就打消了皇帝对自己的怀疑，又伺机对邵可立等人进行弹劾，他用对待皇帝不敬的理由，将邵可立等人革职。邵可立被革职后，并没有心生怨念，毅然踏上了返乡的道路。魏忠贤企图置邵可立于死地，派遣心腹去暗中调查邵可立的言行和行李，希望发现邵可立“怨天尤人”“咒骂朝廷”、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证据。可是，邵可立一路行为端正，行李更是除了贴身衣物以外什么都没有，连魏忠贤的几个亲信看到都说，幸好没有当面搜查他的行李，不然多自找无趣啊！

在位时的邵可立，始终保持着当官为民的本色。回归故里后的他，更是注重与民为善，对拖欠粮银赋税的赤贫百姓，常常赠予自己的薪俸和田租。天启四年（1624），商州遭灾，颗粒无收，百姓面临百年不遇的大饥荒，邵可立得知后，多方筹措粮食，并带头劝募，设立粥厂，大量施粥赈济抚恤百姓。邵可立散尽银两，看到灾民仍是缺吃少穿，他手捧明熹宗赐予的金带思索再三，“此乃至高无上的荣誉，可是还有什么比老百姓的性命更重要啊！”最后，他毅然将皇帝授给的金带捐出，救济灾民，他的种种善举帮助全县人民渡过了难关。

邵可立为官清廉，家居淡素，崇祯皇帝亲赐“干将莫邪，国之利器”匾额，今藏于商洛市博物馆。清康熙皇帝慕其贤名，赠授金匾予以褒扬。因为他一心为民，淡素本色，被奉祀于商州乡贤祠。